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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士生炒导师凸显体制积弊 博导终身制缺乏监督

发布时间:2019-07-30 23:43:50   浏览次数:114

博士生炒导师凸显体制积弊 博导终身制缺乏监督 薄薄一纸“研究生转导师申请表”,在上海交通大学9名博士研究生和他们的导师看来,却是如此沉重。一年前,上海交大电子信息技术学院9名博士生先后向学校要求更换导师王永成,到去年7月,他们全部转到其他导师名下。但是“申请表”排在第一位的“转出导师意见”一栏,始终是一片空白。

虽然此事风波已息,但不管如何,这张申请表显示的不仅是一般的师生矛盾、待遇之争,它确实见证了当今高校科研体制的窘境:科研经费投放不透明,使博导、教授不得不花大量时间跑项目、要经费,离科研第一线渐行渐远;而博导终身制,又缺乏相应机制来监督,更使“博导”二字,成为部分科研工作者个人学术生涯的终结。

“这种沉重让我几近窒息”

在这张转出导师拒绝签字的申请表背后,关于9名博士研究生更换导师的具体原因,记者听到了说法迥异的版本。

王永成,66岁,信息处理专家,是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、三项国防预研及一项国家863计划的负责人。

他说,博士生要求更换导师,原因很多,每个人的原因都不一样,“少数学习基础甚差以及极少数品质不良的学生,想尽办法也钻进了研究生队伍,没法按时完成学业,有些研究生想尽办法逼迫教授放低要求,也有少数人在教授坚持标准与质量时,则不惜用合法或非法的手段‘炒掉’教授……”此外,“个别教授急于要找助手。”他还分析说,“实验室发生过蹊跷的三次失窃事件,我是导师,自然要保学生,但是学生心理难免有压力。”

博士生们则是另一种解释。记者找到了9名博士生写给王永成要求转导师的申请书,大多委婉地表示对所在专业不感兴趣,但也有对王永成学术指导表示怀疑的,他们这样写道:“不能适应您的教学方式,觉得在您这里学不到东西。”“一是个人经济难以支撑,一是在王老师指导下,科研工作难以为继。”有一位博士生更是这样写道:“但我也必须遗憾地告知您我最后的决定,我还是决定离开,因为已经4年的相处使我感到不是我在选择生活,而是生活在选择我,这种沉重让我几近窒息。”

离开王永成前,9名博士生都在上海交大纳讯高科技应用有限公司“上班”,这家公司正是王永成的教学办公室,而王永成的妻子陈祖申是公司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法定代表人。

一位博士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:“我们决定更换导师,不是因为他让我们给他的公司干活,现在开公司的导师很多,也不是因为他给我们报酬太低,我们有些人并不缺钱,我们要走,是学术心态问题———对我们来说,他不是疏于指导,而是误人子弟!”

他认为,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王教授在中文信息处理系统方面有所贡献,但近年来除了没有任何内容的“仿人算法”,他没有提出过任何一个有用的实际的学术观点,“反过来是学生在不断开题答辩、毕业答辩时‘培训’了他……”

但王永成对“误人子弟”一说坚决否认,“他们认为‘仿人算法’没有价值,是自己没有学好,是个人理解能力。这个概念确实是我自己独创的,而且同行也有争议,但是也有好评,有部门和企业感兴趣。去年我们就成功地领到了6本国家级软件登记证书!”

“中国为什么很难出大师”

“如果不是迫不得已,谁愿意轻易转导呢?转导之后必然要更换研究方向,这就意味着所有研究工作要从头开始,耽误的不仅仅是时间和精力,对学术生涯更是‘伤筋动骨’。”一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博士生说,“转导,乍看或许是王永成老师的个人原因,但其实是博士生教育体制多年来的积弊造成的。”

一些博士生反映,相当一部分人评上博导后,就离开了科研第一线,利用自己掌握的学生、学术资源,把争取到的课题,全部转移到自己带的学生头上,自己则忙着继续跑项目、要经费。王永成也承认自己“已不能编任何程序了,甚至不会打字了”,虽然在指导学生,但项目都是由学生来做的,“毕竟计算机行业的人才知识结构老化很快,而学生总是能够掌握前沿信息的。”

争取科研经费,确实占用了博导的大量时间。王永成说:“现在学校没有下达的科研项目,主要靠教授从外面争取。我的一个项目,争取3年,批准也已经3年了,结果30万的资金只到手了10万。有一种说法,争取的成本,比争来的钱要大得多。学生总以为老师搞了许多项目,很有钱,他们哪里知道项目太难争取了!钱太难到位了!”

事实上能否争取到项目,得到经费,直接影响到博士生的科研与生活质量。王永成说:“现在博士生生活费用太少,一个月才290元补贴,但是发一篇核心刊物的论文,版面费就要1900元。论文答辩至少要两审,每一次都要付评委钱。博士考核压力大,要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才能毕业。投稿竞争很激烈,以往投稿有稿费,现在投稿还要付版面费……”

他很无奈:国家资助严重不足,教授经费渠道变数太多,因此不少学生无法安心学习,被迫在外面打工,致使不少学生很难按时完成学业,“天天在外面打工,要写论文了就东抄西抄凑数,搞得导师找不到人。”

他昔日的学生也很无奈:现在博导只能靠个人品德、学术良心来从事科研工作,博导掌握了很大权力,却没有相应的机制来制约、监督,靠的只能是博导自身的道德约束,而道德约束和现实利益比起来,实在是太脆弱了。

这名学生说:“制度让一个人能偷懒,他为什么不偷懒!博导成了一个不需担任何风险的职业,一个人只要可以熬个博士学位,再熬几年,评上博导,一辈子不愁了。但这样造成了巨大的浪费,学术是要积累的,很多正当科研高峰的研究人员依靠学生过日子,因此离开学术最前沿,使中国学术研究陷入永远低水平的重复,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很难出大师的原因!”

“以制度‘强制’博导到一线科研”

记者采访的一些博士生及高校教师都认为,应该以制度“强制”博导到一线科研。

他们说,相当部分的博导离开科研一线,忙着跑课题、经费,已经是公开的秘密,一定要改革科研经费投放与监管。复旦大学计算机系一位博导说,虽然现在课题下来,有公开的招标、答辩、专家评审,表面上看蛮公正的,但在每一个环节上,都有人为因素,比如说专家评审,专家对各种各样打招呼的电话都招架不住,所以说申请经费的过程并不公开透明,很多是靠人际关系,并不是课题好就上。

上海交大一位博士生说,不要让导师为了几万块钱经费天天打报告,科研经费应该实行战略性投放,在保证导师有钱可支配的同时,必须加强监督,例如经费的后期审计。

他们认为,要对论文冠名权进行约束,在论文冠名权上让导师跟学生竞争,让学生有投诉的权利,用这种方式“逼迫”导师在一线工作;此外,研究生、博士生不能过分扩招,否则高校科研硬软件都跟不上。“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打破博导终身制。”比如每隔5年,对博导资格进行一次审查,促使他不得不保持在学术的前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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